到底怎么评价胡适这个人？
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的欢迎酒会上，胡适因心脏病突发辞世。1962年3月2日的台北，胡适出殡当天，沿途有30多万人为其执绋送行，其中有达官政要、学界名流，也有跟他素昧平生的岛内平民百姓。1962年3月1日，罗家伦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赴胡先生(胡适之)灵堂，天阴雨，而瞻仰遗容者，仍如潮水一般，以学生、青年为最多；武装朋友亦复不少。有许多是从中南部来。据最后统计，约二万多人，可见胡先生思想与行谊感人之深。蒋介石给胡适送了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介石在日记中又表达了自己对胡适不满，“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评价胡适并不容易，连蒋介石都要阴阳两个面孔，胡适的历史定位确实复杂。胡适是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学者和民主人士，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胡适对自己曾有过较为客观的评价。1924年，他在答章士钊的一首诗中写道：“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但开风气不为师”，是胡适对自己在现代中国思想和学术史上之地位的自我定位和价值评估。用唐德刚的话来说，胡适简直是众多重要文化行道中的共同祖师。对于胡适的历史贡献，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列出三点：一是倡导白话文运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把书面语言从少数人垄断下的陈陈相因的局面下解放出 来，成为能迅速反映和代表广大人民说理抒情的有力工具。 二是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这主要是他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以 《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一系列历史考证和研究论著文章。 三是他企图在哲学上介绍和提倡一种认为能普遍适用的方法论，这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李泽厚认为这个贡献并不成功。对于胡适的学术成就，很多人不以为然的，章太炎评价胡适： “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史学家钱穆： “此人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 “以言以人，两无可取”。《胡适口述自传》作者唐德刚评价胡适： “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 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 估他的道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只有上册没有下册。胡适变成了半部书先生，永远只有上册。著名学者梁漱溟，在其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专门谈到此问题：“他(胡适)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学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作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当年胡适留学归来时，曾经立下“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誓言。科学家丁文江批评胡适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要知道，“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李泽厚说:“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见解, 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 (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 、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唯一值得注意的是, 胡适由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 为何会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胡适把自己定位是做国民政府的诤臣和诤友，苦口婆心给蒋介石提意见，希望改变蒋介石，然后改变中国，实现自由和民主，到死也没有实现政治目标。胡适在政治上书生议政，典型的一个书呆子。在抗战时期是低调俱乐部成员，对日本宽容过度，对自己民族缺乏信心，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胡适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胡适的言论引起公愤，国民党元老程潜在最高层会议上曾指责胡适为汉奸，居正声言应该逮捕胡适。胡适的最大价值是思想启蒙，一生都在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胡适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晚年胡适说过，“从中国向来智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胡适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种公共关怀的精神气质，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所以有人说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100年。但是胡适的民主思想、自由观念等都显得过于简化，也缺乏一种与现实中国政治对接的可能性。胡适是留美博士，崇拜美国，以美国为榜样，主张全盘西化。胡适的思想理论不是独创的，在西方是常识在中国变成了真理，胡适有点食洋不化，不接底气，对中国的国情缺乏真正的了解和解决的办法。胡适争了一辈子自由，最终却是一个人的自由而不是人民的自由。北大孔庆东教授评价胡适：“胡适参与了很多开风气的文化事件，有他应该肯定的历史地位。但其学问才华品德都是三流的，无一句超过普通教授水平的话。年轻时被学界蔑视，后来老前辈死光，他又勾结官府，残害学生，被老蒋当作玩偶利用，名气大了起来。近年大陆的果粉汉奸暴增，找不到精神领袖，就把这个瘪三捧了起来。”孔庆东过于刻薄了，对于胡适这样巨大历史影响力的人，棒杀和捧杀都不是客观的。
既然题目问的是怎么“评价”胡适这个人，而不是介绍胡适这个人，所以我不再介绍其人生平，单纯地谈谈个人对他的看法。胡适所处的时期，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大师”倍出的时期，从学问家的角度来看，胡适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他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推广白话文的运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都是不可磨灭的大事。当时的北京大学，云集了众多顶尖大师，无论从治学还是做人方面，这些大师都各有各的特色，胡适也是其中之一。以上是从学问家的角度评价胡适先生。如果从历史角度评价的话，我的结论很简单：这个人不值一提。
到底怎么评价胡适这个人？
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的欢迎酒会上，胡适因心脏病突发辞世。1962年3月2日的台北，胡适出殡当天，沿途有30多万人为其执绋送行，其中有达官政要、学界名流，也有跟他素昧平生的岛内平民百姓。1962年3月1日，罗家伦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赴胡先生(胡适之)灵堂，天阴雨，而瞻仰遗容者，仍如潮水一般，以学生、青年为最多；武装朋友亦复不少。有许多是从中南部来。据最后统计，约二万多人，可见胡先生思想与行谊感人之深。蒋介石给胡适送了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介石在日记中又表达了自己对胡适不满，“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评价胡适并不容易，连蒋介石都要阴阳两个面孔，胡适的历史定位确实复杂。胡适是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学者和民主人士，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胡适对自己曾有过较为客观的评价。1924年，他在答章士钊的一首诗中写道：“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但开风气不为师”，是胡适对自己在现代中国思想和学术史上之地位的自我定位和价值评估。用唐德刚的话来说，胡适简直是众多重要文化行道中的共同祖师。对于胡适的历史贡献，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列出三点：一是倡导白话文运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把书面语言从少数人垄断下的陈陈相因的局面下解放出 来，成为能迅速反映和代表广大人民说理抒情的有力工具。 二是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这主要是他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以 《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一系列历史考证和研究论著文章。 三是他企图在哲学上介绍和提倡一种认为能普遍适用的方法论，这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李泽厚认为这个贡献并不成功。对于胡适的学术成就，很多人不以为然的，章太炎评价胡适： “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史学家钱穆： “此人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 “以言以人，两无可取”。《胡适口述自传》作者唐德刚评价胡适： “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 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 估他的道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只有上册没有下册。胡适变成了半部书先生，永远只有上册。著名学者梁漱溟，在其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专门谈到此问题：“他(胡适)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学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作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当年胡适留学归来时，曾经立下“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誓言。科学家丁文江批评胡适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要知道，“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李泽厚说:“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见解, 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 (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 、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唯一值得注意的是, 胡适由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 为何会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胡适把自己定位是做国民政府的诤臣和诤友，苦口婆心给蒋介石提意见，希望改变蒋介石，然后改变中国，实现自由和民主，到死也没有实现政治目标。胡适在政治上书生议政，典型的一个书呆子。在抗战时期是低调俱乐部成员，对日本宽容过度，对自己民族缺乏信心，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胡适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胡适的言论引起公愤，国民党元老程潜在最高层会议上曾指责胡适为汉奸，居正声言应该逮捕胡适。胡适的最大价值是思想启蒙，一生都在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胡适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晚年胡适说过，“从中国向来智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胡适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种公共关怀的精神气质，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所以有人说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100年。但是胡适的民主思想、自由观念等都显得过于简化，也缺乏一种与现实中国政治对接的可能性。胡适是留美博士，崇拜美国，以美国为榜样，主张全盘西化。胡适的思想理论不是独创的，在西方是常识在中国变成了真理，胡适有点食洋不化，不接底气，对中国的国情缺乏真正的了解和解决的办法。胡适争了一辈子自由，最终却是一个人的自由而不是人民的自由。北大孔庆东教授评价胡适：“胡适参与了很多开风气的文化事件，有他应该肯定的历史地位。但其学问才华品德都是三流的，无一句超过普通教授水平的话。年轻时被学界蔑视，后来老前辈死光，他又勾结官府，残害学生，被老蒋当作玩偶利用，名气大了起来。近年大陆的果粉汉奸暴增，找不到精神领袖，就把这个瘪三捧了起来。”孔庆东过于刻薄了，对于胡适这样巨大历史影响力的人，棒杀和捧杀都不是客观的。
既然题目问的是怎么“评价”胡适这个人，而不是介绍胡适这个人，所以我不再介绍其人生平，单纯地谈谈个人对他的看法。胡适所处的时期，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大师”倍出的时期，从学问家的角度来看，胡适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他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推广白话文的运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都是不可磨灭的大事。当时的北京大学，云集了众多顶尖大师，无论从治学还是做人方面，这些大师都各有各的特色，胡适也是其中之一。以上是从学问家的角度评价胡适先生。如果从历史角度评价的话，我的结论很简单：这个人不值一提。
就我目前所看到的，胡适的负面评价居多，我想请教一下胡适对于中国文学有贡献吗？ 为什么大陆上不让谈胡适
作为「纯学者」的胡适并不怎么伟大，但通过「学术演讲」和「筹办刊物」，胡适将文学和学术研究推向了大众视野。
学者如何保持人间情怀？胡适（1891—1962）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今天我们聊一聊胡适办刊物的得失，根据他的经历，谈一下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特殊途径。
古代中国文人除出世/入世这一矛盾外，还有与此相关的经世文章与雕虫小技之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仍被这类矛盾所困惑：同是著述，到底是追求学术价值呢，还是追求社会效果?
梁启超的描述比较传神，他用「传世」与「觉世」之间的矛盾来描述这一困境。这里既牵涉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评价标准，又牵涉学者介入社会生活的特殊方式。对于纯粹的学者，比如主张学术无「有用无用之分」的王国维，这个矛盾不太明显；可对于像胡适那样既要坚持认真的学术著述，又想对现实的政治文化生活发言的并不符合所谓的「纯粹」标准的学者来说，如何协调学术研究与文化活动之间的矛盾，是个大问题。
上世纪 20 年代，胡适的几个朋友为已经享有盛名的胡适规划前景，有上中下三策：专心著书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可胡适在感谢友人关怀的同时，偏偏选中了「下策」：以教授身份办报刊。理由是什么呢？是胡适所说的，「我不能放弃我言论的冲动」，况且社会上需要「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胡适因而没有成为专事著述的「纯学者」，，而是身兼学者与报人，或者说专家与文化人两种角色。
说句题外话，作为所谓的「纯学者」的胡适并不怎么伟大，他的不少学术著作并非传世之作。
胡适在专业范围内从事学术研究，在专业范围外发表社会文化批评。为了完成这一「角色选择」，胡适借助于两种主要途径：一是学术演讲，一是筹办刊物。两者都是学者胡适的特殊嗜好，是从事文化活动的特殊方式。胡适称对演讲「乐此不疲」，曾提到「这一兴趣对我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而所亲笔拟定的口述自传大纲中，好几章以所办刊物为题，可见胡适对自己编辑生涯的重视。
在现代文人学者中，胡适是最懂得利用，也最善于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一辈子为传媒所捧，也为传媒所骂，却始终是传媒跟踪的热点，就像玻璃缸里的金鱼被人「观赏」「议论」（唐德刚语）。可另一方面，胡适自办刊物，影响社会舆论。晚年经常与记者编辑互称同道，也有道理。
从十七岁开始编《竞业旬报》，到晚年当《自由中国》的发行人和撰稿人，胡适一辈子都与刊物打交道。而且所办刊物寿命虽短，寿命最长的《独立评论》也只办了五年，影响却极为深远。以致当你把胡适所参与编辑或主办的刊物逐一排列，竟然可理出半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代表性的比如：《新青年》与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每周评论》与「问题与主义之争」；《努力周报》与「科学与玄学论战」；《读书周报》与「古史辨」；《新月杂志》与《人权论集》；《独立评论》与「民主与独裁之辨」。
大学教授办刊物，是「五四」以后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不同于政治家办刊物的宣传政见，也不同于出版商办刊物的追求利润，大学教授自筹资金，比如办《独立评论》时，十二位教授抽取百分之五的固定收入，几个月得四千元作为开办费，还自办刊物，不发编辑费和稿费，目的是以经济的独立谋取政治见解的独立，力争「以公平的态度为国家说话，为人民说话」。此类刊物非只一家，大都从思想文化着眼，很少有商业色彩，而且很有「独立的声音」。
屡遭封闭查禁，却贵在「屡败屡战」。胡适对这一点颇为自豪，晚年自称：「假使说胡适之在二十年当中比较有言论自由，并没有秘诀，还是我自己去争取得来的。」可从 40 年代起，这一传统难以为继。有人请胡适重办《独立评论》，胡适婉拒，理由是教授薪水低，印刷成本高，经济上不独立，很难有「独立的声音」。
